“两史”故事

东北抗日联军历史沿革(五)


    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坚持游击战争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的战争策略发生了变化。为了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他们不断地向东北增兵,到1938年上半年,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已达8个师团(一个师团约15000人左右),并有伪军和伪警察数万人。到下半年,日伪军警达到60万人。为加强殖民统治,日伪当局以强大兵力对东北抗联进行连续不断的“讨伐”,同时极力强化它在城乡的法西斯统治。在城镇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者,摧毁中共地下组织及其他抗日组织,严密控制民众的活动;在农村加紧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并实行保甲连坐法,制造“无人区”,企图割断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断绝抗联部队的给养来源。在敌人重兵“讨伐”和失去抗日群众支援的情况下,抗联各军的游击战争进入到极端困难时期。

  奋战在东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1938年以后,处境日益艰难。1938年初,由于日伪军的疯狂“讨伐”和“集团部落”的推行,南满游击区遭受严重破坏,抗联第一军直属部队不得不离开本溪、宽甸、桓仁等老游击区,向辑安老岭山区转移。同年5月,魏拯民率抗联第二军一部自临江转人辑安,在老岭山区五道沟与杨靖宇部队会合。杨靖宇、魏拯民共同指挥部队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于6月12日在辑安蚊子沟外围伏击敌军,一举歼灭号称“满洲剿匪之花”的伪军索(景清)旅1个营。这一胜利,给东南满抗日军民以很大鼓舞。但斗争形势仍面临很大困难,尤其是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的叛变,使第一路军的行动计划被暴露,第一路军的处境更加险恶。为了摆脱困难局面,第一路军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取消一、二军番号,编成3个方面军、1个警卫旅,实行分区作战。各部指战员不畏艰险,主动出击,以巧妙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取得了许多胜利。据不完全统计,仅杨靖宇直接指挥的警卫旅和第一方面军的一部分部队,就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达23次,歼灭日伪军676人,俘虏341人。

  1939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调集7. 5万兵力,对东南满地区的抗联部队实行重点“讨伐”。日伪军采取分割包围、追击围攻的战术,日夜不停地搜寻、追击。同时,更加残酷地推行“集团部落”政策,宣称“集团之外绝无家屋,食宿之处所一律捣毁”。

  抗联第一路军各部指战员在缺衣少食的条件下,与超过自己几十倍的敌人作战。特别是进人冬季以后,抗联指战员们常常冒着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与敌搏斗,有时一日数战,许多优秀指挥员相继牺牲,部队减员很大。杨靖宇、魏拯民等领导人决定将各部编成小部队分散活动,以冲破敌人的围攻。

  1939年末,杨靖宇率领一部分队伍转赴檬江县境活动,在檬江、辉南之间山区转战50余天,战斗达30多次。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檬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被日伪军层层包围,面对凶恶的敌人,杨靖宇毫无惧色,他背靠参天大树向敌群猛烈射击,最后在敌人的密集枪弹下壮烈牺牲,时年35岁。残忍的敌人解剖了杨靖宇的尸体,竟惊异地发现,他的胃里连一粒粮食也没有!见到的只是未能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在场的日军也无不惊叹:中国竟有如此威武不屈的人。

  杨靖宇牺牲后,魏拯民抱病出征,继续指挥第一路军进行战斗。尽管这时环境更加艰苦,但广大指战员还是选择战机,英勇打击敌人,并连续取得一些战斗的胜利。但是,由于指战员们在敌军围攻里终年转战,常常几天不得食宿,部队大幅减员,给养也无从补充,东南满地区的游击战争遭到严重挫折。

  与此同时,抗联第二路军和北满抗联部队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日伪军进行着艰苦斗争。1937年11月起,日军第四师团、第十师团全部和第八师团一部共2. 5万余人,配以伪军2万人,对松花江下游地区(伪三江省)实行大“讨伐”。同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抗联部队在给养无援的条件下,与超过自己十几倍的敌人作战,活动日益困难,部队大量减员。为保存有生力量,坚持游击战争,中共吉东、北满两省委分别作出决定:除留部分队伍在原地活动坚持斗争外,其主力部队冲破敌人的包围,到外线作战,开辟新游击区。

 


 

  根据中共吉东省委的决定,抗联第二路军以第四军和第五军第一、二师为主力,共约700余人组成西征部队,向五常、舒兰一带突进,以会合抗联第十军扩大游击区域。1938年7月,西征部队出发,8月初,西征部队在苇河南沟与日伪军追击部队遭遇,毙伤敌兵40余人。之后,日伪军出动近3000人的队伍,在侦察机的配合下,跟踪追击。为摆脱敌人,西征部队从8月下旬开始分兵活动。这时,部队给养断绝,指战员们连续多日以山菜、野果充饥,部队连续减员。同年11、12月间,第四军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相继牺牲。第四军参加西征的部队损失殆尽。第五军第二师在与第四军分兵活动后,一部东去宁安,一部折返刁翎。闻名于世的“八女投江”的英雄事变,就发生在折返途中。抗联第二路军的西征,由于是深人到日伪统治的严密地区,并在途中不断遭到敌重兵的围追堵截,致使部队损失严重,未能实现预期目的。但这次西征打乱了敌人重点“讨伐”的部署,沿途攻击了敌人据点,取得了一些战斗的胜利,扩大了抗日影响,留在下江地区的抗联第二路军部队也开始分兵活动。他们转战于方正、依兰、富锦、宝清、虎林、饶河等地,在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围攻中,各部队选择敌人的薄弱环节,奇袭敌人据点或伏击敌军,不断予敌以打击。但是,这些局部战斗的胜利,并没有扭转不利局面,特别是由于部队给养极端缺乏,战斗频繁,部队继续大量减员,抗联第二路军的斗争也遭到严重挫折。

  在抗联第二路军进行西征的同时,北满抗联部队第三、六、九、十一军主力共800余人分三批从萝北、依兰等地出发,向位于小兴安岭西麓的黑嫩平原进行远征。1938年8月开始,远征部队穿过大片密林沼泽,翻越崇山峻岭,并不断冲破敌军的堵截和封锁,经过千难万险在同年秋冬先后到达铁骊、庆城、绥棱、海伦一带,与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抗联部队胜利会师。远征途中,李兆麟和他的战友们写下了著名的战斗诗篇《露营之歌》,这首战歌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远征的艰苦历程,表达了抗联指战员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豪情壮志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

  北满抗联部队的远征,彻底粉碎了敌人“聚歼”东北抗联于松花江下游的图谋,保存了部队的主力,为开展黑嫩平原抗日游击战奠定了基础。

  留在下江地区的北满抗联部队在敌人重兵包围、“讨伐”的困难环境里,仍然以顽强的斗志与敌人进行周旋、战斗。给养断绝,他们就以山果、野菜充饥。留守部队英勇不屈的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远征。1939年冬,留守各部相继撤离下江地区,一部转至黑嫩平原与主力部队会合,一部加人抗联第二军警卫队的战斗行列。

  北满抗联远征到达目的地后,便在黑嫩平原开展了积极的游击战争。1939年初成立了江省西北临时指挥部,将聚集在海伦一带的抗联各部统一编为第一、二、三、四支队和第一、二独立师。同年5月,在德都朝阳山后方基地正式成立了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并相继建立了龙北、龙南两个地区性的指挥部,分别指挥各支队的游击战争。各支队、独立师以精干部队出击,突袭敌人薄弱环节,屡屡获胜。1939年至1940年间,黑嫩平原的游击战十分活跃,抗联部队活动区域遍及海伦、讷河、德都、龙门、通北、克山、克东、绥棱、绥化、庆城、铁骊、木兰、东兴、巴彦等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春到1940年春,仅第二、三支队即与敌战斗40余次,歼敌250余名。各支队还发动群众,开辟地方工作,使抗日游击战争得到群众的支持和配合。但是由于战争极其紧张和频繁,部队休整机会很少,在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各支队在对敌战斗中也付出巨大代价,加之部队减员后兵员难以补充,到1940年2月,抗联第三路军仅剩500余人。

 


 

  在东北抗日联军遭受严重困难和挫折的形势下,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人不断研究、寻求新的斗争方式,以保存自己,有效地打击敌人。为此,1940年2月在苏联伯力召开了中共吉东、北满党代表会议,抗联主要领导人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经过认真讨论,形成了《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简称《新提纲》)。《新提纲》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总结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规定了继续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斗任务,并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整编军队,决定在路军以下设“支队一大队一中队一小队”,相继开展机动灵活的分散的小型游击战争。

  出席会议的人员经与苏方代表会商,还正式确定了苏联远东军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的方式。会后,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等分赴吉东、北满抗联活动的地区进行传达贯彻。根据会议确定的部队统一编制番号,第二路军第七军改编为第二支队,第三路军所属各部相继改编为第三、六、九、十二等4个支队。之后,抗联部队以支队为战斗单位,开展分散的“小群游击战”。1940年间,这种“小群游击战”颇为活跃。9月11日,第二支队奇袭宝清县七星河镇,使驻该处的伪军第三十团机枪连百余名官兵,在击毙日本指导官和伪团长后,宣布起义,参加抗日联军。与此同时,抗联第三、六、九、十二支队,在黑嫩平原频繁出击,袭击伪警察署、所,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和军事设施,夺取和破坏敌人储存的军事物资,屡获胜利。1940年9月,在春夏两季屡获胜利的第三支队,又与第九支队联合作战,一举攻克北满重镇克山县城。11月8日,抗联第十二支队在肇源城内抗日救国会员的接应下,迅速占领肇源城,将伪警察全部缴械,击毙日军11人,缴获大量枪械和军需物资,并打开监狱释放了被监押的爱国者和群众。抗联部队在黑嫩平原的广泛出击,使在日本法西斯残酷统治下的民众受到很大鼓舞。

  但是,由于日伪军的频繁“讨伐”,分割包围,抗联的活动仍然十分困难。在宁安一带坚持游击活动的军长柴世荣率领的第五军部队与抗联第二路军总部失去联系。抗联第五军政委季青受第二路军总部派遣带领一支部队赴中东路南,几经周折,方于1940年9月与柴世荣部会合。远隔舒兰、五常山区的抗联第十军一直孤军奋战,1941年1月,军长汪雅臣在一次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后牺牲,余部失散。

  被隔断在东南满地区的抗联第一路军,仍处于敌军的重兵围困之中。1940年春,魏拯民指示各部分成小部队,在敌人“讨伐”的间隙地带穿插突围,经艰苦周旋,跳出了敌人“讨伐”的中心区域敦化。6月下旬,魏拯民率总部警卫旅与第二方面军会合后,袭击了敦化哈尔巴岭车站和黄泥河伪警察部队,给养稍得补充。入秋以后,由于长期行军作战和粮食药品缺乏,身患严重心脏病的魏拯民病情日益恶化,1941年3月,不幸在抗联密营病逝,年仅32岁。抗联第一路军又失去了一位优秀领导人,部队活动更加困难。

  苏联远东军援助东北抗日联军正式关系的确立,为抗联部队的整训创造了有利条件。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抗联第一路军、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的大部分人员相继越界,来到靠近中苏边境的苏联境内进行整训。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抗联领导人经反复讨论,决定以主要精力进行整训,保存部队实力,提高部队素质,做好战斗准备,以迎接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光复中自东北的战斗。1942年8月1日,在苏联南北野营整训的抗联各部队正式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长。下辖4个教导营、2个直属连。同年9月13日,在原中共东南满、吉东、北满党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统一的中共东北党特别支部局执行委员会(简称东北党委会)。

  在此期间,抗联教导旅的指战员利用相对稳定的环境,抓紧政治文化学习和军事训练。他们设法寻找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著作,如饥似渴地学习和领会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方针和政策。教导旅按照正规军建设的要求和战时需要,并结合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实际,对指战员进行系统的现代化军事训练,包括爆破、空降、滑雪特殊技能等。经过近3年的训练,抗联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为最后胜利进军东北,光复国土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抗联教导旅集中整训期间,仍有许多小部队活跃在东北,继续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抗联第三路军的大部分队伍越境入苏后,仍留几支小部队,在中共北满省委书记金策、第三路军总参谋长许亨植的领导下,于黑嫩平原开展游击战争。1942年8月3日,许亨植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金策指挥部队继续坚持斗争,直到1944年初赴教导旅参加整训。其后,抗联第六支队政委于天放领导的抗联小部队在绥棱一带一直坚持到1944年底。

  在苏联境内整训的抗联部队,也陆续派出小部队,返回东北进行游击侦察活动。这些小部队分别挺进到东宁、额穆(今属吉林省敦化市)、桦甸、延吉、和龙、汪清、挥春、安图、蛟河、敦化、萝北、鹤立(今属黑龙江省汤原县)、汤原一带,沿途对群众进行宣传,侦察敌情,并相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1942年2月12日率队在汤原一带坚持游击活动的赵尚志身受重伤被俘。敌人为获得情报,对生命垂危的赵尚志百般威胁利诱,但赵尚志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

  1941年到1945年间,抗联部队还陆续派出由精干人员组成的小部队,深人到靠近中苏边境的北满、吉东、东满各地侦察敌情。这些侦察小部队,在敌伪严密控制的军事要地采取极为隐蔽的形式,巧妙地侦察敌人的军事设施、兵力配置,获得了大量情报。这些情报对抗联部队配合苏军进军中国东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期间,派往东北进行游击活动和执行侦察任务的小部队达 300人次以上。他们在极其困难的环境里,以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英勇顽强地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